前言
这不是一篇游记，而是一张用回忆拼接起的发了黄的老照片，也是一幅用普普通通的丝线，花了十四年的功夫还没有织完的看似平实却很壮美的长卷——我给她起名叫“妻贤子（女）孝图。”

4月3日 星期六 晴 北京至太原560公里。

4月3日至5日， 清明三天小长假，我和凯瑞决定驾车去太原看望大姐（李启君）一家。

根据外甥董维国的建议，因京石、石太线运煤车多，易拥堵，决定宁肯多走100公里，也取道张家口、大同至太原。果然如此，除出京至八达岭一段因居庸关长城的游客如织，和距太原8公里处修路变道有所耽搁外，一路十分顺畅。

自去年年末自驾去过三亚之后，真有一种远足后不避近途的感觉。上车后，凯瑞像个F1赛车职业导航员，熟练地运行她的一套习惯程序，将沏满浓咖啡的水壶、食品、蘸湿的冷毛巾、CD盘都放在伸手可及、最方便的位置；然后拿起纸笔，记下出发的日期、时间、天气状况、目的地和里程表显示的启程时的公里数。

今年春天的脚步姗姗来迟，不论是绵延的远山，还是近处的田野树木，都还是以黄色调为主，少了些绿意。车过官厅，却别有一番景象。京能集团矗立的几十个风力发电机组的塔架，像一个个体态修长的白衣少女，亭亭玉立在水库边，山脚下；不停转动的叶片，像是向路人热情打招呼的臂膀，也展示着清洁能源造福于人类的得意与自豪。从北京出发，一路要穿越军都山、恒山和吕梁山脉，经过大大小小的隧道涵洞，其中雁门关隧道最长，竟达5150米。这让我联想起1999年参加南昆铁路竣工验收时的情景。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铁路建设者们用血汗和高科技战胜着复杂恶劣的地质、气候条件。我第一次知道打通隧道可能遇到的不可想象的种种险阻，洞内除了随时可能出现的高瓦斯和冒顶等险情外，还有能将作支护用的钢拱架拧成麻花状的内应力作用等等对人类构成威胁的淫威魔力，令人不能不向筑路英雄们致敬！

下午四点半，行程560公里，到达太原杨家峪出口，维国和外甥女维敏的爱人小罗已在此等候多时。

一路上，大姐及其一家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就要见面了，这影像就越发变得清晰、强烈。

大姐李启君长我一轮，今年七十六岁了。她所度过的岁月固然有欢乐，但在我的记忆当中，多数时间是在辛勤劳碌。她的那种欢乐，应该说是自己善于捕捉和排解换来的。

从我记事起，不论是为生计在家织布，还是做家务，大姐都是干活的主力。因家庭经济拮据，父亲（李和澂）决定只供我和三姐李启文读书，大姐只上过业余补习学校；为减轻家中负担，二姐李启林也只读完初中一年就辍学做了描图员。

经人介绍，大姐与驻军在河北、时任营教导员的董乃学结了婚。大姐夫董乃学是辽宁海城人，1947年参军当兵。他父母早已过世，兄弟三人又各在一方，因此，他把工作之余的精力、爱心都倾注在我们身上。加上他为人的耿直、坦诚，很快就赢得了我们全家人的尊重。他对这个家,贡献颇大。我上学时，大姐一家负责供我饭费，二姐则按月供我的零用钱，使我在学校的境况并不窘迫。如果要想象大姐夫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看了电视剧 《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大家不约而同的感觉是他太像主人公石光荣了。

自从他们结婚之后，大姐便开始无条件地跟随丈夫的行踪迁移变动。一开始放弃了在北京棉织厂的工作，去了部队驻地——地处山区的河北省遵化县石门镇；那里没有工厂，只好安排在供销社当营业员；之后，大姐夫来京到中医学院支左，她又随之来燕京造纸厂工作。当山西省军分区要求支援干部时，大姐夫被调到太原警备区工作，大姐则作为随军家属安排到太原烈军属工厂上班，至今在太原已经生活了41年。

无论走到哪里，大姐在外工作都连年被评为所在单位的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在家则相夫教子，独力支撑，操持家务，吃苦耐劳；与人相处，诚恳融洽；大姐全然没有一些军官家属身上的傲慢，依然是那么朴实无华。我们两家分处两地，见面极少。大姐虽是我在世上最近的亲人，但却常常疏于联系，有时竟然连年节都有不能及时送去问候的情况，想起来十分惭愧，而大姐却不以为意，她宽厚善良，原谅了别人太多的不当和过失……

“舅舅，到家了。”维国的一声提醒打断了我的思绪。听到门响，大姐、外甥女维敏及其小女陶陶都赶到门口接拿行包。大姐的头发早已花白，脸面上又见消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步履有些蹒跚。没有坐定，我们先进里屋去看望躺在床上的大姐夫。大姐夫的变化最大，不但面部有些走形，而且不再像上次来时那样尚能短时间地扶起来站立刷牙。现在只能靠人抱起来放到轮椅里；再就是严重的脑软化，使得他除了能辨认大姐、维国、维敏，叫出他们的名字外，其他人都叫不确切了。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大姐提前向他灌输我和凯瑞的名字，多次作了演练，但待到我们走到他的病榻前，询问我们是谁时，大姐还是抢先帮他做了提示。对这种病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这是靠大姐的贤慧和维国、维敏一家人的孝顺创造的奇迹。

大姐夫从五十岁左右开始就因病不能正常上班了。一是因为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所致，另外是因为不会圆滑屈迎，难以得到上级的赏识重用,最后只是个团级干部，心情自然难以舒畅。

从患胃溃疡、肺气肿算起，他已经度过三十多个年头了；而从1996年查出肺癌动手术至今又熬过14个春秋了。14个酷暑寒冬，5100多个日日夜夜，大姐和孩子们是怎么通过她们的精心照料、入微的呵护才创造的奇迹啊！

时间已近傍晚，几个人开始忙着包饺子、做晚饭；大姐则准备让姐夫起床到餐厅里来和大家一起享受相聚的喜悦。大姐说：很多家庭因为怕丢人，对待脑痴呆的家人往往采取“禁闭”、“隔离”，不让与外人接触的做法，她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于精神上是种摧残。她把爱心十分坦然地全部倾注在自己丈夫的身上。
当给姐夫穿衣服时，我注意到他穿的很正式， 全然不像一个久卧病榻的人，大姐说：“你姐夫从来很讲究军容，整洁利落，现在自己不能动了，我们也不能让他受到委屈；衬衣两天换洗一次，白汗衫白的像接待外宾的首长一样。”大姐开玩笑地说。有人劝大姐为穿着方便，裤子应该改成松紧带的,她不那么做，依然坚持给他穿西裤，系皮带。

这边穿衣服，那边维国将轮椅从厅里推到床边，摆放的位置与床成四十五度角，他说这样抱起来转身放到轮椅上最顺畅方便。果然，维国十分熟练地将老爸抱起，扭转腰身，平稳地放进轮椅。来到厅里，大姐说：“我们该训练了，”并不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改变，首先是高唱革命歌曲，大姐领唱首句，之后大姐夫能够一口气将整首歌连贯地唱下来，而且基本做到吐字清楚不跑调。“学习雷锋好榜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一首接着一首，我理解，这些当年的红歌已经深深地溶入他的意识里。之后是诗歌连诵，大姐背诵道：“白日依山尽”，姐夫接：“黄河入海流”；“日照香炉生紫烟”，接“遥看瀑布挂前川”……大姐为了推迟姐夫的衰老进程，每天像对待孩子一样，教他复诵诗词。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护理方法。在辛苦之中也夹带着诙谐，大姐说：“我和你姐夫再表演个一问一答的节目。”大姐问：“苦不苦？”答：“想想长征两万五；”问：“累不累？”答：“想想革命老前辈。”问：“谁是革命老前辈？”大姐夫响亮地回答：“我！”厅里响起了一片笑声。

晚饭前还有一些时间，大姐又开始另一个训练项目——和姐夫打扑克牌。这是她们每天必有的益智科目，每人摸五张牌，以大管小，带顺儿和炸弹，还有点复杂。为了保证让大姐夫赢牌高兴，每次她洗牌时都会动作迅速地将一张大牌安排到最先抓牌的姐夫手中。这种游戏对姐夫激活一些脑细胞，葆有一些生活情趣是很重要的。

晚饭做的很丰盛，一桌子菜，主食是水饺，馅和面是维国和的；大姐亲自喂食，姐夫一连吃了12个，这对一个重症病人实在是件不简单的事。吃过晚饭小坐后，大姐夫要求回房间躺下，我们也随之进屋围在床前聊天，大姐说尽量让他九点多再入睡，这样可以比较安稳地睡到天亮。除维国定期给他洗澡外，每天临睡前大姐都要用按摩脚盆给他洗脚、搓脚、按摩穴位，天天如此，从不间断。维敏告诉我，下一个时段是她妈亲自操作的程序，称之为“上刑”。我们听了觉得有些恐怖，其实是病人的需要，主要是为了解决他的排尿问题，下身要接上接尿器；因为怕他下意识地碰了它，就用旧衣袖系住他的手，并不很紧，两只手仍可以在一定半径内活动，但不至于碰掉接尿器。临睡前还要服上防老年瘙痒的药和助睡眠的药。

4月4日 星期天 晴

早晨起来，我和凯瑞去病床前看望。大姐正在给姐夫喂两种保健饮料，一种是提高免疫力的叫沛能，另一种是补充纤维素通大便的叫长新。儿女们为了老父亲带病延年不惜自费购买各种营养补品。

八点多，维敏一家就赶过来了。因为我和凯瑞的到来，使得她们只好回干休所那边去住。平时维敏为了能照顾父母，周一到周五她带着陶陶是住在父母身边的。维敏的爱人小罗，为人憨厚、不多言语，但很内秀。他和几个大学同学自己创业打拼，现在是太原市海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对爱人及其家庭他全力助之，从无怨言，平日里他这边的事忙完后，就只身返回自己的家去住，为了老人，他们只好同城分居。

维敏（我称之为护理父亲的功臣）从外形看并不高大，甚至有些单薄，但长年的护理锻炼，使得她很有气力，本来我想扶大姐夫起床，维敏却忙拦住说：“舅舅，你没弄惯，别扭了腰。”于是和维国一样，她十分熟练地将她老爸扶坐进轮椅，开始到厅里吃早饭。

一日三餐都是大姐喂食自不必说，她还从不单独先吃，而是和姐夫用一只碗吃饭。只见她先啃去豆包的表皮儿，将豆馅等掰开放入奶中，泡软了再喂；然后将蛋黄再放入奶里搅匀，连哄带劝，终可吃光。

中午维国爱人少泉的父母请我们吃饭。少泉的父母是太原重机学院的老教授，思路敏捷，腿脚也算利索。少泉的父亲是山西祁家大院的后人，年龄仅比大姐夫小一岁，但身体状况令人羡慕。两位老人如此盛情，有对他们去北京看望孩子期间我们给予接送的答谢之意，其实对我们来说接送算不上什么事。

少泉的忙碌主要是在工作上，她在太原重型机械厂搞设计工作。因为工作出色，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人大代表，终日加班，没歇过完整的节假日，维国支持她的工作，尽量不让她为家里照顾老人的事分心。

午饭后，我们急着往大姐家赶。在太原，找一个合适的护工不容易，找一个能护理姐夫这种情况的男护工更难。终于找到一位只负责上下午推大姐夫外出散步的护工，今天赶上休息日不能来了。我提出在太原的这一天里要和维敏一起推姐夫上街散散心。

见我们进家，维敏立即将午睡过后的老爸抱进轮椅，大姐开始给他做出门前的准备，穿的厚实暖和是必需的。衣帽勾上挂着一顶棉帽、两顶单帽，我问大姐为什么要预备两顶单帽，她说一顶是用于单独戴的，另一顶是配在棉帽子里面的；我问有什么区别，她说帽沿不一样，戴的不注意会影响大姐夫的视线。如此细致入微，只有相濡以沫的夫妻才能做到。但即使这样，她还是犯了一个小错误。为了怕姐夫腿冷，她给盖上一床搭腿用的紫红色的缎子小被；维敏忙说：今天气温不太低，应该盖个薄些的，不然人家看了会觉得怪异。我很感动，细微之处都体现出孩子对父母无所不在的关注，她会考虑到尽量让父亲上街后能迎来常人对常人的目光。姐夫对外出逛街散心是很开心的，虽然他久病卧床，因为精心照料从未生过什么褥疮，但毕竟在狭小的空间里，会感到憋闷、枯燥。

路上我对维敏说：找机会来北京看看。她说，出差机会不少，但这些年来她有一个原则，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为了照顾老人，尽量减少出差。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当今这个很多人强调自我、行乐及时、物欲横流的风气之中，维敏和维国他们却把照顾老人放在心上，摆在重要的位置，因此而放弃了很多在别人看来是很值得享受的机会。我感觉对自己的心灵也是一种净化。古代有卧冰求鱼等二十四孝的故事，虽有朝代以至具体姓氏的记载，但我总认为其中有些是演义出的、为提倡孝道美德的传说，而眼前我所看到的却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沿着周边的繁华街道走着，其中也路过维敏的女儿就读的五中，这是一所在太原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大姐没上过正规学校，文化不高，所以她和我母亲一样，对孩子们的学习十分重视，为他（她）们创造一切条件（尽量不让孩子干家务，好腾出时间温功课，不看电视，以免影响孩子们的注意力等等）。这是由于自己的缺憾而产生的对学习的一种崇敬。儿孙们个个都很争气，不仅品行好，而且学习成绩优异。维国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生，现在任省水利勘察设计院副院长；维敏这个当年因学习成绩优秀被保送进了太原工业大学的大学生，至今仍很聪慧好学，工作后不忘充电，其中包括考取了我们投资协会考试认证的投资项目管理师的职称，她现任太原热力公司设计院的副院长，有时还被有的院校请去代课。维国、少泉的女儿笑笑今年初飞赴加拿大温哥华留学。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子女的优异不一定是因为做家长的有高学历，学业上会辅导；更重要的是对学习的重视和支持，大人工作、生活中的吃苦耐劳等等美德，是对孩子们刻苦学习、奋发图强的无形鞭策和激励。

由此，我也想到我的父母。我的父亲在山东老家念过六年私塾，在村里被视为不简单的文化人，之后闯关东，来京城，为了全家的生计不惜四处奔波，善于谋划；但脾气暴躁倔犟，是典型的山东汉子。母亲梁云亭则是一位逆来顺受、德性很好的女人，她淳朴善良，但也有着改变命运、冲破禁锢的向往，她的这些品格对我们影响很深。说她善良，几乎到了软弱可欺的地步；在家里，丈夫是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她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外面，她是周围邻里公认善良的好人。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去买菜，回来一算账，发现售货员多找给她钱了。于是她迈着小脚（她是缠过足的），返回商店，不好意思地对售货员说：“你找错钱了。”售货员横眉立目道：“谁找错钱了，你不要乱说！”这要依一般人的性格，见此情况都会扭脸便走。而我的母亲——这个可怜又可敬的老妇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颤颤微微地诚恳地说：“是多找给我钱了。”售货员这才恍然大悟，自惭形秽。

我的母亲没有文化，却很希望在街道为大伙儿做点事，记得一次帮助给各户送灭耗子的药，把账算错了，结果是搭上钱，又受了气，她却默默地不以为意，脸上仍然挂着她那早已习惯的善良的微笑。

1958年，对于经济社会是个灾难的日子，但对于我的母亲却有一件终生难忘的大事。她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突然听说要解放妇女，鼓励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她不顾家人的阻挠，响应号召，毅然决然地又是迈着她的那双小脚，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从东三里河走到天桥，去一个接纳家庭妇女的小单位上了几天班。当然，事情的发展可想而知，父亲看到家里不再有及时端上来的热饭热菜，大发雷霆；母亲只好就范，在拿到她一辈子仅仅挣到的一次数目少得可怜的工资后，重又回到她周而复始、虽不情愿但已木然习惯的劳碌的家务劳动之中。她后来还时常和我们说起外出工作的几天，挣到了工资，这在她看来是最感自豪的经历。

我不是个孝子，没有尽到孝道，对母亲体贴关心的很少，偶有一次，我和凯瑞带她去了趟北海公园，我看她像只飞出笼子的鸟，露出从来没有那么开心的笑容，“再坐一会儿吧！”当我催促她该回家了时，她无奈地哀求道。我每每想到这里，喉咙里就有些哽咽，她多么渴望自由，渴望和儿女在一个舒心的环境里聊天、谈谈心呀！这要求并不算高，但对她来说却又是那么难得。她苦闷、孤独、寂寞、无助，她向谁去诉说！大学毕业分配时，我和凯瑞分配去了贵州遵义。父亲是个在外闯荡惯了的人，他用班超的话鼓励我“大丈夫当死于异域，安能久视笔砚间乎！”他的古文有些功底，写得一笔漂亮的狂草，又喜欢下棋，因此他对我的远行看的开些。而母亲对我这个独子，这个她最疼爱的孩子远行，会是怎样的一种撕心裂肺的思念。我此去贵州，她没有地理位置上的远近概念，不知道有多遥远，但一去一年多未归，她该是在日日想、夜夜盼啊！我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全然没有顾及母亲的感受，也没作更多的劝慰，最后她终因郁闷而在我去贵州工作的第二年（1969年）就去世了，终年61岁。
母亲一直为自己的儿子能娶到凯瑞这样知书达理，又看得起自己的端庄的儿媳打心里高兴，又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一见到凯瑞就赶忙叫“老徐”。她把这个称谓当作敬语、尊称。一个自己没有收入、没有经济地位、拿不出什么礼物馈赠儿媳的她，只有用叫“老徐”来表达对儿媳的感激之情。

她一生没有想过自己，我也因此推断她走时会是很安详的。她想的一定是自己疼爱的儿子有这样一个好媳妇终身陪伴在身边，多么幸福！她已经没有什么不放心，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只要他（她）们过得好就行了，正如她一辈子对人从来无所求一样。

据说古埃及的棺木前面要画上一只大大的眼睛，意思是让亡人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想让妈妈借用我的这双眼睛，和我一道去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去感受一下她当年没有享受到的幸福生活。

我羡慕大姐的孩子们，因为他（她）们不大会留有什么遗憾。《孝经》里讲：按照老人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在各个阶段对孝的要求是：“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你们对老人的孝顺举动远在它的要求之上了！

细想起来，父亲对我的疼爱是我的三个姐姐没有体尝到的。囿于山东人重男轻女的偏见，他对我这个独子给予了特殊的呵护，也自然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我深知在我的性格、脾气禀性当中，虽然是极力崇尚、效仿母亲的品格、为人，但也能看到父亲的影子。客观地说，父亲他操劳一生，为支撑这个家庭是付出了全部心血的；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的脾气已经和缓了许多。我因同情弱者，深深地怀念母亲，因此对父亲早年的一些举动总有些不能释怀。本来我可以为他多尽些孝心，做得更好些……现在也是一切都不可能了，心里存有深深的愧疚。相比较之下，大姐是怎么做的呢？她虽不像二姐在北京工作，日常照料父亲能比较多些，但她在母亲去世后为了不让老父亲孤单，和姐夫忍痛毅然把一个男孩留在了父亲的身边，要知道太原不仅需要一个健壮的帮手，更主要的是大姐明明知道维国跟着姥爷是缺乏家人的温暖的。做为母亲，她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当然做为维国本人，从小跟随着一个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姥爷，在享受呵护方面远不能与在父母身边的孩子相比。一定要说有什么好的方面，那就是锻炼出维国自强自立，能吃苦和善于与人相处的品格。正是由于维国在他身边排解了孤独，加上父亲的心胸比较豁达，使得他活到93岁，也算是高寿了。我默默地忏悔、默默地祈祷，请二老原谅我的不孝，愿他（她）们的心灵能够安息。如果有来世，也企望妈妈能变得坚强些。如有来世，我还做你们的儿子，做一个孝顺的儿子，给你们以补偿。

“舅舅，我们选住处的标准除了要有能给我爸洗澡的澡盆外，主要就是要有坡道，一路无障碍地可以把轮椅推进家门，您看这比原来老军营的房子方便多了吧？”维敏的话让我从忏悔的心情中解脱出来。

姐夫对外出散心是很高兴的，但他还是感觉有些累，进家后就赶紧让他上床躺下了，做为一个与死神博斗的病人，姐夫的毅力是非常可敬的。他很难受，但从不乱喊乱叫，只是偶尔说一句：“我难受”，“我不行了。”但面对妻子的贤慧和子女的孝顺，他是知足的，他为此有了抗击病魔的勇气和信心。大姐说有句古话：“妻贤夫少祸，子孝父心宽。”我想可以改为：“妻贤夫长寿，子（女）孝父延年。”大姐自创的一套护理病人的方法，例如给姐夫找寻乐趣等等，我看都可以成为向别人推荐介绍的护理范例。

眼下一个常常说起的话题是：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人是应该进条件日益完善的老年公寓，还是留在小区里与家人在一起、尽管这会对家人对老人自己有诸多麻烦和不便。答案并不复杂。如果有姐夫这样的上苍给了他的妻贤子（女）孝的环境氛围，那还用得着讨论养老的理想方式吗？姐夫是幸福的，这也是他几十年为我们这个家无私付出的应得的回报。

大姐说：“我看你姐夫能活到90岁，起码还能再活7年没问题。”我说根据是什么？她说：“假如还能推着轮椅活动一年，以后还会像他的战友那样，在病床上不能再动的情况下，又活上6年。”我很钦佩大姐的精神，她对自己相伴一生的老伴儿没有因终日劳累而产生半点厌倦。她善待着爱人、孩子，生活也一定会公平地善待于她。

4月6日 星期一 晴

这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早晨，维国按时跑来，既是来送我们，也是来家值班，休息日照料老人的活儿一般是由他负责的。我们握着已经坐在轮椅里的姐夫的手，相约过几个月一定再来看他，他回答说：“好！”

看到大姐一家后，使我想到了二姐，二姐李启林进黑色冶金设计总院（现在的北京钢铁设计院）做了描图员后，与院里动力科的工程师赵玉锁结了婚（二姐夫至今生活极有规律，身体十分康健，当个百岁寿星没有问题。）二姐婚后上有公婆，下育文哲、文彤二子（他们都很有出息，文哲是北京市中法经济厅的处长、其爱人小梅由高法转从律师；我们遇有大事小情，常常向他们咨询。文彤则在经营一家装饰装修公司，生意也挺红火。）二姐生活十分节俭，让本不富裕的日子过的井井有条。对公婆特别是婆婆注意恭敬谦让，宁肯亏了自己。在我们还没有调回北京前，父亲身边只有她一个在京的子女，从跑房管所把父亲和维国的住房从东三里河换到她单位附近的石虎巷，以方便照料，直到抽空就去看望、洗涮、按季添换衣物等等把心都操到了。我们调回北京后，本可以不用她怎么挂念，但她仍然拖着做过三次手术的病躯，在每个节假日里来看望老父亲，想尽量减轻我们的负担。由于要顾及两个家，加上省吃俭用，身体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60岁。我的三姐（我习惯称她小姐）李启文是保送进北京师范大学的，从北师大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铁路二中教书，文革期间因说了江青几句“不敬”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病故于精神病院年仅46岁。她在患精神病期间有一次跑到我们家来，当时她神志还不太清醒，但听到我们的二儿子李直在哭，就爱抚地马上抱起，拍他入睡;因为政治上还没平反，她没有工资，仅发给她少量的生活补助费。她也用可怜又十分金贵的几块钱给我们大儿子李谦买些糖块。凯瑞每次给她些钱（当时我们在石家庄工作），她舍不得自己吃用，都做了去北京看孩子的路费。母亲的好品格在几个女儿身上都得到了体现。

回京的路上，我们惊讶地发现，虽然仅仅过了两天，路两边的景物却有了很大的变化，柳条绿了，黄灿灿的迎春花开了，大地露出暖暖的春意。我望着苍莽的远山，像是大地的脊梁。我想大姐不正是这个家庭的脊梁吗？虽然她已年过古稀、体弱多病，但却如此坚强地、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一切，而且从中找到她自己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的那份愉悦，她又将这种信念、情绪、品格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像是一座大山的旁边又绵亘着一座座的小山一样。

在车里，我和凯瑞谈起贤妻良母这一话题，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母亲是封建女教的受害者，作为女人应该是“善良而不软弱，公正而不严苛，谦逊而不自卑，伶俐而不刻薄。”我的母亲却是由善良有余而变成了软弱可欺。

凯瑞认为应该推崇贤妻良母这种不可缺失的美德，但不能做愚昧盲从的女性。凯瑞自己也正是这样实践着的，她给我的母亲留下很好的印象，她给我的老父亲养老送终，至今还在毫无怨言地承担着抚养三姐的遗孤傅磊的义务，周围凡是知道我们家情况的人，无不赞美她的博爱之心，但她却能做到“善良而不软弱”，她把贤妻良母赋予了新时代的新的内涵。凯瑞还自我反思道：因为工作忙，又很要强，往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上，因此，对子女的教育和倾注的爱心远不如大姐，我认为她做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我侧脸看到路边匆匆掠过的一处处的村落，村落里一间间的屋舍，一间间屋舍的一扇扇窗户，它们似乎都有生命，都在呼吸，都在向人们讲述属于他们自己一家一户特有的父母妻小的故事……

后           记

我的这篇《太原行》的后半部分写成了清明节给亡人的祭文。我用酸楚的回忆把已经沉寂的一潭池水重又搅动了起来。
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但还是不希望将我的梦想击碎。愿活着的人保持健康、积极、向上、阳光的心态;愿逝去的人心灵得到解脱、能够安息。我希望我们一家来世还会聚在一起，那时，你们的命运会好些，更好些;我为你们做的也能更多些，更尽心些。

评论： 3 条评论»

1. 汪亦兵 说：

   六月 19, 2010于9:31 上午

   老李啊，写得太好了！情真意切，看的我泪眼涟涟。是的，纵己一生，亏欠了多少亲人的恩惠－－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妻子丈夫的。到了这样的年龄，才会在某个机会猛然发现：最被自己忽视的人，往往是对自己最关切的人。于是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之悔。我理解，这个“亲”，不限于父亲母亲，还包括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兄弟姐妹。你的感怀让我想起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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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oma 说：

   六月 21, 2010于11:21 上午

   写得太感人了。
   受教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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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兢 说：

   六月 21, 2010于4:27 下午

   无论何时何景，能和家人在一起，是一种幸福，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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