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1907-1991）逝世整二十年，他是国际汉学界大家，倾一生之力研究中国和中国历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教了几年历史并与他的夫人在中国结婚。他对北京的印象不是太好，却有许多中国朋友，对中国也有感情，才有人说他有“第二爱国主义”。回国后他与日本学者赖世和在哈佛讲授东亚文明概论，他们合著的两厚册《东亚文明史》一直是哈佛的教科书，他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旗下学者和学生甚多。

由于费正清的某些友好态度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撰写的《美国和中国》，主编的剑桥版《中国晚清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他为献给撰写这些史稿的五十多位各国学者而写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等书，大陆都翻译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下半年邀请他新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史书，虽然年过八十还是答应下来，用两年时间写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1991年9月12日上午他亲自将这本书原稿送到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发，两天后即病逝。哈佛大学出版社翌年出版此书，未见大陆有译本出版。

他的史学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这最后一本书却是从夏商周写起，写到1989年。他认为中华文明历三千年并未中断，要了解今日中国必须先了解历史上的中国，这本书就是他对中国的最后解释。用一本书囊括中国历史是困难的，这书也不是通史写法，颇有些史论的味道，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特点的进一步探究。

他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是朝贡体制的论断，中国航海和造船很发达却不谋求海外贸易和发展的论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冲击—反应”的条约世纪的论断，至今也是很难撼动的。无论是由于美国佬的立场还是自由主义学者的视角，他也是较早关注远东的人。1937年他在美国有一系列讲演，批评美国忽略远东，对中国援助太少，正是美国的这种“中立”主义导致后来的珍珠港事件。他主张美国既与国民党交往也与共产党交往，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1946年他三次访华，6月还携夫人访问张家口，会见了聂荣臻、周扬、丁玲、成仿吾等人，他才敢于指责美国国会和总统对华北共区几乎一无所知。1949年他主张承认北京政权并使之在联合国获得席位，建议放弃台湾国民党政权。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他的观点发生变化并谴责北京，此后多年不能来中国，中国政府拒绝给他签证。

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他也是主张解冻的人）才又获准访问中国，他还第一次去了延安。回国后他在《外交季刊》1972年10月号发表《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一文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总的讲来是中国人民在许多世纪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最好的东西。”他赞赏大寨精神，赞美北方农村的新面貌：“新景象同四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农村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奇迹，那里正发生着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1972年12月23日《参考消息》）这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呢。也难怪有人说，费氏对中国说过深刻的话，也说过幼稚的话，还说过荒谬错误的话。

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他被指责为亲共，甚至有人说他参加了中共，遭到整肃，这对他是一个教训。许多年不能访问中国对他也是教训，不大想说得罪中国的话。对于中国的大饥荒他只说“营养不良广泛流行，也有些饿死的人”。这样轻描淡写他自知有违史家良知。后来他说：“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和灾荒而丧生。从死亡人数的统计来计算，这是人类最大灾难之一。”（《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27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最后他才指出这是“人为的一级大饥荒”：“1958年到1960年间，有大约两、三千万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政策而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馑。这是人世最大的浩劫之一。”（《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422页，正中书局1994年，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他曾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予充分同情和理解并加以肯定，此时已转入冷静分析：“毛有两个生涯，一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441页）他认为“自选自任的共产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的王朝一样，要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466页）。“二十世纪的科技使政府能够无所不在，极权体制也因此成为可能”（491页）。他不再被走马观花看到的北方农村“排列着一行行白杨树和电线杆”，“农村里的人既身体健康，看来又营养充足”的表象所迷惑。他说：“家庭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后来的生产队的一员，政府透入民间的力量因而及于每一个家庭。这样完整的农村组织是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从此，农民既无田产也不租田，自己的劳力与劳力的产品也由不得自己支配。”（401页）他认为这是一种由党控制的新农奴制，政府变成了终极地主。

中国盛唐时期的武力征服和文化成就举世闻名，唐都长安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活动中心，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在规模和气势上可以与之相比。“中国自创的科技、政府体制、艺术、思想、社会组织等，都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112页）“有些方面恰似两百年后才在欧洲展开的文艺复兴”（91页）。北宋都城开封是古罗马城的三倍，偏安江南的南宋都城杭州人口超出100万，令马可波罗惊为天堂，因为他的故乡威尼斯只有五万人口。十一至十二世纪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虽然后来被外族征服，但是到十八世纪还和欧洲不相上下，为什么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却被抛在后面了呢？这是费正清想回答的问题。他也思考着中国及人类将向何处去。世界上这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机构，都不单纯是从中国出发的，都在研究人类将怎样发展变化，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历史悠久人口巨大的中国将在其间起什么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问题他是回答不了的。

西周封建本是中国史学界较一致的看法，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学术思想发生分化，到上个世纪下半叶，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成为主导看法。瞿同祖在三十年代出版一本《中国封建社会》。他认为：“封建的崩溃，正和封建的形成一样。其程序是逐渐的，而不是突然的。春秋时代已呈崩溃的现象，但一直到秦统一天下才全盘地将封建制度推翻。”（《中国封建社会》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因为他的观点与官方不同，他这本处女作多年不能再版，六十多年后才重新出版。费正清说：“周的统治奠立于封建的基础，分封了周的姬氏子孙分治五十多个诸侯国。周的分封是含契约性质的详尽的权威委托行为。”（38页）许多学者都认为周的封建已蕴孕着转向专制帝国的因素，如顾准指出的周已从贵族统治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走去，经过春秋战国征战杀伐和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到秦汉终成正果并延续两千年。李慎之主张分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指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这是要继续的，而文化传统则是专制主义，这是要批判的。他特别指出到了近现代，狭隘民族主义、集体主义、计划经济，都有力地支持着专制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费正清认为“在中国共产体制背后的，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成功的专制政体”（2页）。他还说：“中国被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所维系，这种方式和体制的根源比欧洲的要深，可回溯的未中断的历史背景也比欧美的长久。”（9页）从分封走向帝国在世界一些地方是一种趋势，但是中国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生命这样长久却是仅见的，中国的封闭半封闭状态也不是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而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什么会这样呢？费正清说了许多原因。诸如古中国文化的同质性，与古东中文化变化多端呈鲜明对比，外来文化和异质文化构不成对这种同质文化的挑战和破坏。“在有文字记史时代之始，中国人已经达致某种程度的文化同质性以及与外界隔离的连贯性。这是别处没有的。而农业、工技、商业、军事、文学、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都以整体中从属分子的姿态一同配合。”（44页）这种传统由于皇权的干涉而走向极端，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都是打压其他文化而使一种文化处于绝对统治地位。从明成祖的《永乐大典》到清朝的《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都是显示皇帝对文字著作，对教育和读书人的思想负有责任和控制权，以致中国的文字狱到二十世纪仍然史不绝书。皇帝对文人臣子的生杀之权和严格控制思想是并行的。西方有人把“太学”（公元前124年成立延续至南宋）译成国立大学，把“国子监”（宋代至清代设置）译成教育理事会，费氏认为这样翻译离实际太远，因为这些机构其实都是教导灌输中心，是构成皇权统治的一个层面。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后来竟成了包袱，如用算盘计算很便捷，却影响了日后在数学上的创新。雷海宗也认为中国两千年历史总上演同一出戏，与“文德”太过发达不无关系。

还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中国人口众多而缺少耕地，加上干旱、洪水、瘟疫，摆脱糊口生活是一个巨大压力，中国人习惯了团体重于个人的集体生活方式，而集体主义正是专制主义的一个支撑。“东西方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不同，一向是这两种文化间的一个明显对比。”（12页）西方文明中人是一切的中心，中国则相反，宋代的山水画或没有人物或仅有渺小的人形，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画作均以人物为主，自然景物多是后添上的。地理条件也影响到海外贸易。“不论从沿岸航行或海上贸易，中国都不易达到古代东亚的其他邦国。中国的水上运输在长江以及山东到东北南部的沿海发展。”（34页）主要是国内贸易。后来中国造船业很发达，由于皇帝老官儿懦弱和闭关锁国，竟下令“片板不准下海”。还有两个原因也很重要，一是对宗教的控制和打压，二是抑商主义。佛教传入中国后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因素，却没有削弱皇权对社会政治和生活的控制。“唐代的做法趋向于藉行政部门的管理、颁授位衔、买卖度牒、编纂佛经、实施僧人考试选才制度等方法，使佛教僚属化。……僧人资格考试和儒家五经考试一样由礼部主持。……佛教始终在教育措施上受到先占上风的儒家思想的制约。”（83页）845年时，唐皇下诏拆毁佛教寺院，没收寺院的地产，有二十五万僧尼被强制还俗，类似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情景。在中国无论佛教还是道教，从未脱离政府管辖而独立，从未发生过西方那样的政教争权，也根本构不成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挑战。

古代中国缺少海上贸易，商人并不重要。掌握造字书写大权的皇帝，其文字主要是为祭祀、政治、军事服务的，为商贸服务的很少。历朝历代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商业占的份额是次要的。商人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晚唐时期政府退出对全国经济生活的管理，安史之乱后政府对贸易的监督也开始瓦解，这是宋代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费正清说：“南宋时期的外贸在政府岁入中居大宗，这几乎是十九世纪以前仅有的一回。”（93页）可叹的是到李鸿章时代还是官办实业或官督商办，各种衙门上下其手对私人工商户监督、挤压，甚至欺凌，余绪延续至今。哈耶克说：“现代古生物学向我们证实，贸易比农业、比任何其他有规律的生产活动，都要来得古老。”（哈耶克著《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49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他非常欣赏孟德斯鸠的名言：“贸易在哪里兴起，美德在哪里盛行。”哈氏认为正是政府对贸易的控制和阻碍，使领先于欧洲的中国后来落后于欧洲。中国传统的抑商主义在上个世纪更是借马列主义的威力发展到极端，连长途贩运都是犯罪，毛泽东还提出使资本主义绝种，“文革”中又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最令费正清感慨的是毛泽东“1989年的后继者深陷于中国的独裁专制传统而不能自拔”（3页）。

费正清认为：“历史见识的本旨在于认清哪些课题仍在争议之中，辨明现在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不是试图于此时此地把问题都解决。”（自序）他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不是被列强的侵略摧折的，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主要是因为外国的欺凌掠夺还是国内严重的内乱等等，这些问题也值得日后说一说。

他与中共早期的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均无接触，后来与周恩来、乔冠华、郭沫若及两位出色的女记者龚澎和杨刚等人均有接触或交往。他与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宋美龄、蒋廷黻等人颇有往来，与胡适、丁文江、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等人也有交往，他和他夫人的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起的。他是有些中国情结的。他当然更了解美国，也对美国某些政策和一些政要有过公开批评，但他著述的重点是中国。他不欣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不欣赏胡乔木、胡绳学派的史学著作（胡绳晚年的觉悟又当别论），他自己的书很少引用大陆史学界的著作，倒是时不时不指名地加以反驳。他也引用华人学者的著作，是台湾学者或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考古主要引述张光直），他主编剑桥版中国史时邀请的学者也有中国人如史华慈、李欧梵等。虽然如此，他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寄予希望的，认为中国有着极好的农民，中国人有极大的忍耐力和勤劳创造精神，“新颖的观念和政治制度应指日可待”。他说：“中国近代思想革命自1890年代推展开来后，显而易见并没有哪个外国范本能恰合中国的情况所需；许多范例被取来一用，但没有一个足以称职，中国人必需用自己的办法寻出康庄大道。中国既有其独一无二的历史，也就得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未来。”（自序）

费正清的著作大陆出版了多种，估计治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会有所浏览，在我极有限的阅读记忆中，大陆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对他的学术思想作出郑重的回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只有些散在的零星的评论，可能是他的中国研究令人为难。

201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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